文/刘志伟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多年来大力呼吁推进海洋文明的研究，倡导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要走出“迷失海洋”的误区，他提出：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结构中。中国既是陆地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特性。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文明的子系统，中国海洋文明的主体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早期是东夷、百越文化系统，先秦、秦汉时代是中原华夏与东夷、百越文化互动共生的文化系统，汉唐时代是汉族移民与夷、越后裔融合的文化系统，宋元以后则是汉蕃海商互联互通的文化系统。中国海洋文明与其他单纯依赖海洋国家的海洋文明不同，需要妥善处理内陆与海洋的关系，其理想状态是陆海平衡、陆海统筹。但在历史上，陆主海辅、重陆轻海、以陆制海的观点和政策常占上风，这个矛盾纠结困扰着中国走向海洋的历史选择。可是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和勇于探索、崇尚和谐的海洋精神。中国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内部结构中的复杂性，正是区别于其他海洋文明尤其是西方海洋文明的重要特性。这个认识对于我们重建一种加入海洋文明视角的中国历史新论述框架，是非常重要的。杨国桢教授又明确指出：从20世纪初叶南海交通研究为发端，到今天已发展出海疆史、海洋社会经济史、海外交通史、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海洋渔业史、海关史、海防史、海事史、中外关系史、华人华侨史、留学生史、海洋科技史等等专门史分支，取得了不少成果。遗憾的是，这些努力远未解决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缺乏社会思想的震撼力，甚至没有改变史学工作者以陆地农业文明为中心的思维定式。从学术心态上，似乎可以这样说，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海洋迷失的误区。海洋与陆地出入风波间以往我们虽然对海上交通、海上贸易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富成果，但仍然是农业文明向外扩散、闭关自守的陆地国家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基本历史框架。因此，要走出海洋文明迷失的误区，结合海洋视角和内陆视角，推进我们的历史认识。“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海洋文明不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的认识，是相当长久又似乎不言而喻的成见。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这段曾被反复引用的话，是一种典型表述，因与我们讨论的主旨密切相关，完整引录如下：农业在事实上本来就指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农业要求对于将来有先见与远虑，因此，对于普遍的东西的反省觉醒了，所有权与生产性实业的原则就孕育在这当中。中国、印度、巴比伦都已进展到这种地位。但占有耕地的人民既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文明刚在成长变化的时期内），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达何种程度——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与世界历史其他部分之关系，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它们找寻和研究出来。黑格尔这些话，是大约二百年前讲的，后来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一直都没有走出这个框架。他还指出：即使中国自己也是以海为界，但“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大海所引起的活动，是一种很特殊的活动”。我们熟悉的传统中国历史著作，基本上都被这样一种观念主导着。不过，这些论述也可以反过来引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性格的几个角度：第一，中国是一个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所谓海洋视角，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海洋活动，而在于与海洋之间是否有积极的关系；第二，海洋是人们生活空间的一部分，还是陆地的中断和界限，这是海洋能否构成塑造历史性格一部分的区别所在；第三，陆地社会是流动生活的终止，也就是说，流动性是海洋人群的生活形态。我们历史学的传统架构，以王朝国家的行为和意志为核心，国家政策和国家行动为构成了历史的主体，因此在既定历史认知中得出否定判断，就是很自然的了。接下来我想以个人一点研究经验，从流动的海洋人群与“地著为本”的乡土社会关系角度，谈一点对地域社会研究中海洋视角的体会。从《筹海图编》看海洋社会今天我们的眼光正逐步从王朝的历史，转向从人的行为及其与自然的关系出发的历史，人们日常生活所建立的文化和社会，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如果将上述黑格尔提示的几个角度纳入我们的视野，海洋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特殊的世界，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重要的活动舞台，海洋也就成为人文世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要证明海洋世界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不需要依靠什么新鲜材料，只要换一种角度来读读一些学界早已熟悉的当时人的记载。明嘉靖年间（~年），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时，委派幕僚郑若曾等编纂《筹海图编》十三卷，详细绘画并记述了明朝从辽东、山东、直隶、浙江到福建、广东沿海的防御布局，书中留下很多沿海地方的人群和社会的信息。从该书的编纂宗旨到具体论说，很清楚地体现了黑格尔所说那种情形，明朝以陆地国家的立场，要把海洋隔断于外。但如果我们不是把自己置于同明朝的官员士人同样的立场，再去阅读这些记述，就可以读出沿海地方的民众生活与社会风貌，与海洋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例如下面关于今天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记载：广东滨海诸邑，当禁船只。若增城、东莞则茶滘、十字滘，番禺则三漕、菠萝海，南海则仰船岗、茅滘，顺德则黄涌头，香山、新会则白水、分水红等处，皆盗贼渊薮也，每驾峻头小艇，藏集凶徒，肆行劫掠，勾引倭奴，残戮甚惨。为今之计，莫若通行各县，令沿海居民，各于其乡，编立船甲，长副不拘人数，惟视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应当。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当时还是一个深入于大陆，海岛星罗棋布的海湾，而这个海湾，是一个更大的海域之枢要：岭南滨海诸郡，左为惠潮，右为高雷廉，而广州中处，故于此置省，其责亦重矣。环郡大洋，风涛千里，皆盗贼渊薮，帆樯上下，乌合突来，楼船屯哨，可容缓平。三四月东南风汛，日本诸岛入寇，多自闽趋广。柘林为东路第一关锁，使先会兵守此，则可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其势必越于中路之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等澳，而南头为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据为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东莞大鹏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必不敢以泊此矣。这片海域西侧的厓门、“番舶等候接济之所”浪白澳一带，附海还有香山所、广海卫、新宁（今台山）海朗所等驻兵戍守，入寇之众“其来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济，则虽滨海居民且安枕而卧矣”。“帆樯上下”休戚与共以上所引文字表达的，是王朝国家极力企图以陆地社会的统治秩序，改变海洋人群的世界。但我们正是由此看到，这个海洋人群社会存在的图景。在东部海域，“自闽趋广”的“日本诸岛入寇”，“或泊以寄潮，或据为巢穴”；中部海域则“乃番舶等候接济之所”；西部海域则“乃番舶停留避风之门户”。海域连同海湾，都被视为所谓的“盗贼渊薮”，他们实质上就是在风涛千里的大洋里“帆樯上下”流动的海上人群，由广东海域移动到福建海域，其海洋风貌更为鲜明，这个海洋世界更清晰呈现在我们眼前。书中又明确讲到，当地人与外来的航海人群之间以所谓“接济”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广东、福建社会鲜明的海洋特性：漳潮乃滨海之地，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银置买，不似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粤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船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倭寇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入。这个海洋世界，不只是表现在海外贸易，中国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也依海而行：八闽多山少田，又无水港，民本艰食，自非肩挑步担，踰山度岭，则虽斗石之储，亦不可得。福、兴、漳、泉四郡，皆滨于海，海船运米，可以仰给。在南则资于广，而恵潮之米为多，在北则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玄钟所专造运船，贩米至福行粜，利常三倍。每至辄几十艘，或百艘，或二三百艘。福民便之，广浙之人亦大利焉。处在这样一种海洋生态下，以海洋活动为生计的，不只是小民，豪族大户更是主角：又云沿海地方，人趋重利，接济之人，在处皆有。但漳泉为甚，余多小民勾诱番徒，窝匿异货，其事易露，而法亦可加。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之，方其番船之泊近郊也，张挂旗号，人亦不可谁何。其异货之行于他境也，甚至有藉其关文，明贴封条，役官夫以送出境至京者。记忆之谜：海上流动或陆上移民？以上记述显示出，在沿海地区的地域社会，海洋并不是陆地的中断，而是与陆地一体，这里的人群，不管是已经陆居的，还是被国家视为“海寇”的海上人群，可以说仍然在一种“流浪生活”的状态，海洋生计与海上活动是此地人群社会生活的基本特色，也是塑造这个地域社会性格的基础。这类材料，研究航海贸易的学者都非常熟悉，我在这里摘引数段，主要是以此回应前引黑格尔所说，并为多年来人们广泛接受的，不从海洋文明视角去认识中国社会的成见。今天，我们在沿海地区看到的乡村社会，很多是大村大族，俨然一副乡土社会的气象，但从这些乡民关于祖先定居和开村事迹的记忆中，还是可以发现很多由无籍到入籍，由流动到定居的历史信息。尤其在大量的关于移民、卫所军户、盐场灶户的历史中，都保存着此类痕迹，而海洋特性，也在这些陆地历史的传说与记忆中，结构性地遗存下来。更重要的是，依海为生计的船居流动人群上岸定居后，他们的海洋习性，尤其是依赖海上活动的生存模式，并不会真正失去。明代以后闽粤浙沿海海上贸易的活跃，一直到近代，这些地方的人大量到海外谋生乃至移民，在海外建立跨国网络，仍然是这种海洋性格的延续。对于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沿海社会人群来说，在他们被拉入了地域化的国家体制后，流动性仍然体现在由于贸易活动保留下来的跨地域（甚至跨国）的多重属地身份上。在这方面，18~19世纪广州最富有的十三行行商潘启官和伍浩官家族，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后期在广州定居的行商，原来很可能也是海上的流动人群，他们定居下来，就要通过用陆地社会的户籍乡贯标识，来建立确认自己来历身份的历史叙述。由于这种历史记忆使用的，是陆地社会和国家体制的话语，沿海地域社会流动人群定居的历史，就表述成为陆地迁徙的历史，而海上流动的社会，也就因此转换成为陆地移民的社会了。掌握这个历史转变的过程，以及历史叙述的话语转变，是从地域社会的历史中，追寻海洋流动生活的一种路径。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是年11月14日在广东台山上川岛举行的“海洋广东”论坛暨广东历史学会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题演讲（节选），经作者授权发布，大小标题为本版编辑所拟；全文可参见陈春声、郑振满主编《涛声回荡——杨国桢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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